《恩师王忠诚教授，是我开创脑脊液学科事业的首要前提》李小勇
《恩师王忠诚教授，是我开创脑脊液学科事业的首要前提》
李小勇
我是李小勇，是1992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和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王忠诚教授的神经外科博士研究生。王忠诚教授，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神经外科界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是我开创脑脊液科事业发祥地的北京天坛医院首位院长和终身名誉院长。今年，是王忠诚教授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我缅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告慰他：作为他的一名学生，我为世界神经外科开创出来了一个被称为脑脊液科的新神经外科分支，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实业性发展。我自2005年离开北京天坛医院之后，至今已经历了20余年艰难的脑脊液科创业历程，深深体会出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恩师王忠诚教授对我的支持和扶持，我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是不可能会在中国本土上创建出脑脊液神经外科出来的。
我于1957年11月18日出生，1965年上学，1975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务农，1977年回城学徒当钳工，1978年通过全国高考考入武汉冶金医学专科学校（注：现为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临床系。1981年9月毕业后被国家分配到太原钢铁公司一下属公司医务室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努力自学了英语语法知识和对脑脊液科理论创建有十分重要的形式逻辑学入门知识。我于1983年9月开始在山西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科从事了5年神经外科工作之后，于1988年通过全国统考而成为了山西省神经外科奠基人的山西医学院（注：现为山西医科大学）刘学礼教授的神经外科硕士研究生。1991年硕士毕业后，返回山西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科又工作了1年之后，于1992年通过全国统考以优异成绩考入了首都医科大学成为了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之一王忠诚教授的一名神经外科博士研究生。于1995年博士毕业（图1和图2），王忠诚教授把我安排在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工作（图3），终于“超额”实现了我父亲生前对我期望的目标：要努力到高级医院里工作，因为在那里工作一年，比在基层医院工作十年都强！王忠诚教授，让我有幸成为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这个中国神经外科最高级工作和科研平台单位中的一名正式成员！
图1：1995年：我博士毕业论文答辩顺利通过时和导师王忠诚教授的合照纪念
图2：1995年：我博士毕业时和导师王忠诚教授的合照纪念
图3：1996年：我博士毕业后留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工作时听王忠诚教授传授脑手术技术
我在成为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一位医生之后，才意识到了自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因为尽管自己十分努力，但因十年“文革”而已失去了同事间竞争的年龄优势。在此条件下，我要求自己要充分利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这个平台，不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临床技能，还要发挥因从硕士到博士国家教育获得的科研优势，力争在神经外科某个领域内做出一些突破性成就。之所以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在攻读硕士的阶段，获得了如下两个方面知识。一方面知识，是了解了国家培养研究生的目的：为国家培养出能进行科学研究并从而做出一些创新性成就的人才，而不是zh只会背书和墨守成规遵守各种已有知识或“指南”的经验主义式的好医生。一方面知识，来源于我攻读硕士时曾听到一位医学统计和科研方法授课老师的这样一句话：“你们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在学习到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之后，将决定于你老师在某一领域学术的级别！你的老师是省级水平的，你的科研成就就可能达到省级水平；你的老师是国家级的，你的科研成就就可能达到国家级水平；你的老师是世界级水平的，你的科研成就就可能达到世界级水平！”。当时我虽心里十分质疑老师的这个观点，但这句话却让我产生了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投奔在中国神经外科界最高级别博士生导师王忠诚教授门下的决心。到今天2025年，在我已走完了投奔王忠诚教授门下之前、之中和之后的三个阶段之后，深深体会到并认同了那位硕士老师所讲那句话的内涵：除了我个人的一些天赋和国家教育背景等基本素质之外，确实王忠诚教授才是让我能够开创出职业性脑脊液学科的首要前提性因素。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投到王忠诚教授门下之前，或在山西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科工作之中，就遇到过我当时怎么也理解并解决不了在今天看来是一些世界难题性的脑脊液疾病。其中一种疾病，现在看来是颅脑创伤（术后）性脑积水：一些颅脑创伤病人，在昏迷转清并都能自主下地活动一个多月之后，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病情逐渐恶化，并最后都出现了病情逐渐加重至昏迷再至死亡的现象；然而这类的脑积水，在早就有了CT机的北京天坛医院是很容易被发现了的。第二种疾病，是成人合并先天或婴儿型脑积水的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根据当时最权威的一些书面治疗指南，进行了枕下充分骨性减压和硬脑膜充分剪开脑性减压术后，却出现了致枕颈部刀口裂开性脑脊液漏并最后致命的两个患者。第三种病例，是由神经内科医生治疗的被诊断为结核脑膜炎的一个25岁的蒙古国年轻女性华侨；她在治疗中，从住院时的行为正常人，先逐渐出现了每天都需要进行腰穿和静脉甘露醇治疗的高颅压症状，在两个月后又逐渐出现陷入了深昏迷和最后死亡了的结局。第四种病例，是一个约40多岁的成人先天或婴儿型的大头脑积水患者，因为先头痛后又昏迷而采用了用两根黄色8号导尿管衔接起来作为分流管的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术后病情得到了缓解，但在出院后约三个月时我在急诊室又遇到了这个患者再次昏迷而前来就诊，因再没有治疗方案而最终不治死亡了。当时我认为，这些临床问题应是上级医院可以解决得到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会是世界性难题，因此更谈不上解决这些世界难题了。我在山西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山西省神经外科事业的奠基人和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创始人刘学礼教授是我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他那时就指示过我“你研究一下脑积水吧！”。现在想来，刘学礼教授在省级神经外科最高平台工作了30余年之后提出了想要开展脑积水研究的课题，充分说明了他在实际工作中已认识到了脑积水在神经外科中的重要意义。但一方面由于山西医学院那时也基本处于脑CT前的时代，另一方面由于我对脑积水患者一点也不熟悉，在仅阅读了一两篇脑积水血相关文献后，因为既搞不到足够的脑积水病例又不知如何进行相关动物实验研究，所以也就放弃了脑积水研究的打算。
相比之前，我在投到王忠诚教授门下之后，便很快进入了不得不从事脑积水分流感染及其之后对其它脑脊液相关疾病或手术并发症方面研究的境地。1997年，我在神外二即颅脑创伤组担任执行主治医的时候，遇到了1例男性28岁的脑创伤去骨瓣开颅术后脑积水分流术后分流感染病例已住院4月余之久，曾多次经历过当时9个神经外科专业组主任例行参加的“早班疑难问题集体讨论会”的研究，还经过外请北京多家著名大医院的感染科专家会诊，但不论怎么根据研究和会诊意见变更新的治疗方法，均以病情继续失控性恶化而告终。我在接管治疗这个患者之前，曾亲眼见过并听到过一些同事们对这种疾病的看法：这种分流术后感染并发症是无法可治的，最后都几乎会必然死亡的。我那时和绝大多数年轻神经外科医生一样，都想多学习一些切除脑瘤和夹闭动脉瘤等“开大刀”和富有挑战的手术技术，对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或“为别人擦屁股”的手术并发症并不感兴趣。但此病人的父亲，一天晚上来到了我研究所实验室的办公室对我说：“李博士，我知道你是王忠诚教授的博士，听很多病人都说你对病人特别负责。我是山东滨州市的一个中学校长。我儿子才28岁，现在住院已经近半年了，他的病请了院内和院外北京各大医院感染科专家都治疗不好，你想想办法吧，我今年65岁了，我给你跪下求你了！”我急忙扶起老人说：“我其实应对这种病，也没有好办法，从前从来没有遇到过，既然已说到这里了，我试试看吧，不过你负责给我打车的出租车费，我需要到北京协和医院的图书馆和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图书馆先查查相关文献。第二天上午，我在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图书馆查找了互联网前时代的美国《医学索引（Index Medicus ）》，竟然查到了一篇专治脑积水分流术后分流感染的一篇重要的和几篇不太重要的文献，下午就直奔北京协和医院图书馆花钱复印了这几篇相关文献，再去军事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并没发现更多的有用文献，晚上我看完了这几篇文献后心里有了数。第三天早晨便对此患者开始进行了万古霉素的脑室内用药性治疗，当天下午，患者持续不退几个月了的发热症状竟神奇地降至正常了！第四天，浑浊的脑脊液，竟变成了十分透明的茶黄色！再过二十多天，脑脊液又竟变成无色透明的了！接着我给这个病人进行了的脑室腹腔分流术，也大获成功！术后不到十天，这个老大难病人，终于满意地出院了！假如不是王忠诚教授将我安排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这个中国神经外科最高级之一平台上，我怎么能会接触到经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级别专家集体讨论再加上经北京各大医院感染科著名专家会诊都解决不了的难题呢？然后经过个人的努力，又依靠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这个平台而获得家属将患者交给我进行治疗的信任呢？事后三个月，家属邀请我前往山东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为这个病人进行了颅骨修补术，当时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好像仅是一座简易的四层小楼。据说这个病人，至今还很正常的存活着，但开颅对侧的上肢留下了瘫痪性残疾，这也是我现在2025年极力主张对开颅术后经骨窗脑膨出给以积极脑脊液科治疗的思维起源之一。
在获得了如上第一例分流感染成功性治疗之后，我便被很多组科主任“邀请”为他们解决术后脑脊液相关并发症，如骨瓣下积液并感染并发症、经鼻蝶垂体瘤术后脑脊液漏并感染并发症等，均又都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其中一个约12岁男性儿童，是脑外伤开颅术后出现了脑积水和颅内感染并发症的病例，也是让我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获得了“内部认可”的病例。这个患儿的父母，据说从北京某重要机关辞职下海，挣了很多钱，孩子因外伤开颅先住在北京天坛医院高价的“合资病房”达半年之久。在1998年，“合资病房”的每天床位费大约是500元人民币，脑CT或脑核磁和其他各项检查费以及手术费都是一般的双倍。在此患儿父母财力被消耗得住不起“合资病房”的情况下，还是包住了高价但显著低于合资病房的神外一病房即小儿神经外科病房的一个单间病房。一天晚上，在小儿神经外科组主任马震宇教授带领全科值夜班医生进行大查房时，我见到了这个孩子应该是我能治疗的合并感染的脑积水病例。随后，我单独找到并向马震宇教授说：“这个病人现在很严重了，应该让我治疗试试”。马震宇主任当时一口否认地说：“这个病人父母，和医院领导关系很硬，出了事不好交代”。但一个多小时之后，马震宇教授又打电话把我叫到了神外一病房，对我说：“我仔细想了想，这个孩子还是你给治治吧，因为我看这个孩子很危险了，再这样等下去肯定会死我病房里的！”。然后，我对这个病人进行了半个月的治疗，这个孩子的脑积水和感染也又神奇地被治好了！这个孩子的父亲，确实在北京有实力，在孩子快出院前对我说，我找《健康报》记者把你的新技术给报道一下吧？果然，一位《健康报》记者资深记者在北京天坛医院宣传科干部匡远深的协助下写好了一篇稿子，并于1998年9月30日，以《开“天窗”治脑室炎》为标题在《健康报》头版上发表了出来，记录了我不自觉地为将来开创脑脊液科事业迈出了十分关键的第一步：填补了脑积水合并颅内感染性疾病或脑积水分流感染并发症或脑室炎，在治疗方面的一项中国空白，让中国神经外科在脑脊液科领域方面，跟上了世界先进潮流的步伐。此后，我便常常受到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当时九个专业组中大多数组主任的“邀请”，为他们的脑脊液相关手术后并发症进行治疗，并还被邀请到院外会诊，很快就积累了近30例连续治疗成功的经验。
但是随着我治疗的脑脊液相关疾病患者数量的增加，我开始不断遇到了一些更难以解决的世界难题性病例。第一个这样的病例，是一位现在应定义其为感染性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的青年男性病例。这个病人，是一位北京协和医院脊柱骨科著名教授托我请王忠诚教授看病的26岁左右的患者。当时在1995年我母亲患有严重的腰骶滑脱症，我慕名求这位北京协和医院脊柱骨科著名教授为我母亲作手术。恰巧，这位教授知道我是王忠诚教授的学生的时候，也顺便让我帮他找王忠诚教授为一位慢性四肢无力患者看病。根据这个病人颅颈交界区核磁片子表现，是典型小脑扁桃体下疝，王忠诚教授也是这样的诊断，因此该病人被我安排在了我所在的神经外科三即脊髓组病房。可是这个病人，在进行惯例性枕下减压术的过程中，却见到了的是不同于一般的严重粘连于脑干的小脑扁桃体下疝。这个病人，术后则出现了症状反而逐渐加重了的反应，尤其在术后第三天竟出现了类似于枕大孔疝的呼吸急促和瞳孔散大的危机性表现，多亏了当时在病房采取了急诊性脑室穿刺释放出脑脊液之后，病情才得以缓解下来。可是，在之后的脑室引流接近两个月的时候，在我离开神外三而到另一专业组工作时，为了不让患者出现脑室引流性感染，主任指示将脑室引流管拔掉了。但是在脑室引流管拔掉的当天晚上，患者就牺牲了；次日当我得知此患者已经去世了的消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感觉，因为北京协和医院这位脊柱骨科著名教授给我母亲做的手术很成功，可他托付给我治疗的病人却治疗失败了！但当时我也确实想不出来更好的办法，所以今天看来，此患者的死亡是那个神经外科时代的必然结局。我目前对此类疾病，已具有了成熟的治疗技术和经验。
第二个这样的病例，是一位约28岁患有后颅窝内延髓周围一个张力性蛛网膜囊肿的男性患者，虽然由另一医生反复三次的开颅“囊肿切除术”，但最后仍“囊肿复发”而“无奈”死亡了。因为这个病人首先找的是我，但家属认为另一专家更为出名而改求那“另一个医生”的治疗，但我知道这个“另一个医生”处理不了这种疾病，所以我一直暗地里关注着这个病例治疗的经过和结局。目前我虽再未见到过这样的病例，但是我认为自己已具有了治疗这类病例的能力了，因为我一直在为这种疾病进行知识和技术的储备！
第三个这样的病例，是我那时多次到外院会诊而认识到的一些我通过文献学习怎么也找不到如何手术是好的患有“孤立性颞角”和“孤立性第四脑室”的病例。我记得一个约50岁住在当时北京的铁路总医院即现在的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女性患者，在我会诊治疗她的绿脓杆菌感染性脑室炎一个月后，她出现了双侧的孤立颞角（性脑积水）。此时，我查遍了美国《医学索引Index Medicus 》也没有找到解决孤立颞角的手术方法，最后只能采用让患者慢慢耐受的自然代偿性适应的对策。但是两周后，这个患者死亡了，证明了我让患者自己适应孤立颞角的方法是错误的想法。还有一例我外院会诊的成年男性病例，他虽然没有来寻求我的治疗，但他在脑积水分流术后出现了孤立第四脑室的CT表现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我认为之后一定会遇到这样的病例。为此，我当时仅查到了两篇相关文献，一篇文献报道的是经枕部钻孔直接盲插到扩大第四脑室内的方法，另一篇则报道的是在脑室镜下采用将一段分流管从侧脑室插到第三脑室后再经导水管插入到第四脑室内的方法。但我当时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有很大潜在的医源性风险。盲插第四脑室的方法，会因为第四脑室的缩小而堵住导管侧孔，因而引起第四脑室在缩小后又扩大的现象。除此之外，盲插第四脑室的方法，一旦插入脑干，还可能会引起后组颅神经和脑干内一些重要生命中枢的医源性损害。在脑室镜下经侧脑室和导水管插入第四脑室的那一段分流管，因很常见并发于脑室炎，因此会常常引起导水管周围的中脑组织医源性感染性炎症，或造成导水管周围中脑组织和分流管的粘连性感染，不仅会引起严重的相关症状，而且还给将来需要拔除这段分流管带来更大医源性损害的危险。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王忠诚教授把我留在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我怎么会遇到并确认这些都是神经外科的世界性难题呢！这些被研究的患者，都是进行科研的“研究资料”，都是科学研究的首要性因素或第一性要素。
我正在为孤立颞角和孤立第四脑室解决方法感到“无奈”之际，我竟意外地在2000年4月接到了王忠诚教授对我的通知：派我到世界著名的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Rhoton教授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入路和解剖实验室接受培训，这真是喜从天降！我在博士毕业后首先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担任过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解剖实验室主任，曾经阅读过Rhoton教授发表过的一些复印文献，从其文字上得知Rhoton教授对显微手术解剖学知识的介绍十分详细，但是很难从复印的解剖图上看得清手术解剖的关系。在1999年后半年，Rhoton教授曾被王忠诚教授邀请来，在北京天坛医院进行过一次讲座，给每一位神经外科医生造成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人人都想到他那里经历一次系统的显微手术解剖学习和训练。我在即将离开北京天坛医院之前，小儿神经专家罗世祺教授找到了说：“你在出国前，一定要把你脑积水的脑脊液分流感染并发症治疗的新技术教给神外一即小儿神外组的医生呀！否则你走后，很多脑积水和脑积水分流术后感染的病都会要命的！”。我遵照德高望重的神经外科专家罗世祺教授的指示，教会了“神外一”的几位神经外科医生。
我在2000年10月至2003年12月期间，带着之前8年的地市级神经外科和5年的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工作中积累的各方面众多临床实际问题，在Rhoton教授直接指导下，进行了3年余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入路和技术解剖实验室的世界级性培训，最后获得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脑研所神经外科部的博士后学者证书和脑、脑室和颅底显微手术入路解剖学荣誉讲师资格证书。我在这段显微神经外科手术解剖研究中，在尸头上除了对各种颅底，脑室系统、各个脑叶和各种颅内动脉瘤等的手术入路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之外，我还特别针对“孤立性颞角”和“孤立性第四脑室”的脑脊液引流或和分流手术入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对侧脑室内脉络丛的切除术进行了研究。我现在想来，那时如果不是我的老师王忠诚教授和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员，我是根本不可能会获得世界神经外科医生人人都想获得的这次神经外科世界级显微手术入路和解剖学培训经历的，那我现在也就不可能会有能力解决如上三方面相关脑脊液性世界难题的，因为仅靠阅读相关文献和书籍的学习方法，是几乎获得不了这些新技术的。
我在美国学习的三年内，曾几次参加了世界神经外科大会、北美神经外科大会以及美国神经外科大会，曾努力寻找但一点也没有寻找到脑积水分流术并发症和其它脑脊液疾病的任何信息，这或说明了世界神经外科界并不重视或认为其并非是神经外科的学术问题！这也或说明世界神经外科界一直对脑积水分流术并发症和其它脑脊液疾病没有任何突破性进展！
我在2003年12月底从美国回国，继续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工作，但此时正值北京天坛医院神外各亚专业主任进行大调整的时候。主要由于我一些个人性格的缺陷和一些次要但也十分重要的原因，我没有获得任何一个神经外科亚专业组主任的职位。因为得知三位博士师兄要离开北京天坛医院而创建三博医院的消息时，我也开始出现了要离开北京天坛医院的想法，因为当时我马上就47岁了，显然已不可能还会有被提升的下一次机会了！我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继续工作了1年时间，期间王忠诚教授曾安排我在“第九届全国颅底显微解剖及神经外科进展培训班”上授课（图4），但在2005年初的时候，我终于下定了要离开北京天坛医院的决心，因为我遇到了一个让我必须放弃我耗费了10余年精力的下丘脑损伤相关神经内分泌研究的特别性事件：1例颅咽管瘤患者，在术后采用了我用十余年精力研究出来用以对付其神经内分泌相关水电解质紊乱并发症的很多理论方法，如使用不同激素对包括尿崩症和被一般认为是抗利尿激素分泌失调综合征而实际上被我称为是“不纳钠性多尿症”在内的四种多尿症进行诊断及其纠正性治疗的理论方法，竟最后仍不能挽救病人这一“科学验证”，说明了手术引起的下丘脑手术性损伤常常是不可逆的损伤。这一特别性事件，让我意识到了我投入了很大精力的下丘脑手术性损伤相关神经内分泌障碍并发症，远比下丘脑手术性损伤相关的水电解质异常并发症更为复杂，原来想要研究出了一个可以纠正下丘脑手术性损伤相关神经内分泌障碍并发症的思路，已经被事实证明了是一条死路！另外又因为我不可能会在北京天坛医院还有主导颅咽管瘤手术的机会了，所以我意识到，尽管我在1998年在王忠诚教授同意下在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成立的神经内分泌研究实验室并担任了此实验室的主任，但我必须要毅然决然地放弃对下丘脑手术性损伤相关神经内分异常的研究了！我当时打算离开北京天坛医院的原因还有两个：一个是我还打算在其它医院做个能开展各种神经外科手术的全面手性专家，因为不想放弃在美国已经学到了的世界级神经外科显微手术解剖知识；另一个是我意识到了一个事实：要想开展当时认为是特色的难治性脑积水和脑积水分流感染事业，就必须离开北京天坛医院另谋出路，因为北京天坛医院没有空间可用于收治平均需要超过2个月住院时间的脑脊液相关疾病的患者！
图4：2004年：王忠诚教授安排我在第九届全国颅底显微解剖和神经外科进展学习班上授课的纪念
2005年6月，是我脱离了王忠诚教授直接呵护的时间，但我仍始终都因为是王忠诚教授的弟子和原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资深专家这个“皇家血统身份”的护佑。当时的天津市天和医院，是我调出北京天坛医院而工作的第一站。我在天津天和医院担任神经外科主任期间，虽然进行了多种脑瘤手术，但患有现在被称为脑脊液疾病的两个特别患者，给我留下来了他们均被我发明的脑脊液科新技术神奇治愈了的印象。第一个是约为14岁的男孩，在北京一著名医院接受了第四脑室内肿瘤切除术之后出现了脑积水并发症，并在其分流术后又发生了分流感染和分流管梗阻的并发症，一位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专家介绍他找我治疗，可他认为我已不是北京而是天津一般的神经外科医生了，所以坚持不离开北京进行治疗。可是近一个月后，这个患儿的父亲突然联系我，说要把他孩子转到天津来找我。当他把这个患儿转来时，我看到了这个孩子已经就要死亡了，呼吸急促，四肢直挺，因此我马上对孩子父亲讲：“让你早来你不来，现在孩子都要死了，你从北京来到天津来找我，这不是要害我吗！我技术再好，也要给我个抢救的机会呀？！”。孩子的父亲对我说：“李主任，我正因为也看到了孩子快不行了，所以今天把他才拉到这里，您就看着给治吧！就是治死了，我也不怨你！我就这一个儿子，就是不死心！”。在我马上急诊处理后的约两周时候后，这个孩子竟意外地苏醒了过来，再治疗了一个月后，孩子竟然基本全面恢复了，家属十分满意！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神经外科技术已经普遍大发展了，但即使中国最高端著名神经外科医院的著名医生都对脑瘤术后脑积水并发症也应付不好，可见各种脑瘤术后脑积水及其分流术后并发症是一个神经外科发展中必需要面对并解决的新问题，如果没有人解决，每个神经外科肿瘤专家们的手术技术再高，也会因术后脑积水处理不好而影响脑瘤术者的治愈水平和声誉！这个孩子，至今2025年已有20年时间了，现在仍和正常人一样方式的生活和工作着。
第二例患者是另一个“神奇”，他是一个27岁头部车祸外伤的男性病例，在急诊的左侧“大骨瓣”开颅术后，出现了不仅持续昏迷不醒而且还有手术刀口已半年不愈并经其裂口流出脑脊液的表现，在天津已寻治于了几家著名医院的很多著名神经外科医生，但都没有获得成功的治疗，而且告知家属：患者受伤的大脑都已大面积坏死了，死亡的脑细胞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这个患者只能是植物人了！此患者父亲听说我是王忠诚教授的弟子，并还是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所以就来找我，问问是否还有办法治疗他的儿子。我看了病人后对患者父亲说：“把这个病人治苏醒过来的把握我还没有，但我应有办法让裂开的刀口愈合起来”。在我进行了脑室外引流之后的第二天，这个患儿竟然苏醒了过来，能按指令伸出准确数字的手指了！又过了近一个月，患者开颅去骨瓣侧的大脑半球虽然是几乎完全缺失了的，但他竟还自己抬起了去骨瓣对侧的下肢并翘起了“二郎腿”来！出院康复治疗了约三个月之后，患者在别人搀扶下，竟基本自己行走着再来住院准备让我为他进行颅骨修补术了。因为开颅侧凹陷成了“大坑”，所以我没有用当时时髦的钛网，而选用了一块国产的硅胶板为他完成了颅骨修补术。在颅骨修补术后，患者的自理能力又有了很大进步，虽然右侧手臂仍有残疾，但基本达到了生活自理的程度。一年以后，这个病例被央视10台科技频道以题目《半脑人的奇迹》报道了出来，至今2025年已有10年时间了，仍基本自理地生活着。这不仅对家属是一个神奇，而对我也是一种太神奇的新发现！这就是我现在极力主张并开展对开颅术后经减压窗脑膨出进行及早性或及时性治疗的起源性病例之一，因为在开颅减压术避免了致命性脑干受压性脑疝之后，一定要对极可能会还引起开颅对侧肢体永久残疾的脑膨出采用积极的预防性治疗。这是一项值得关注的意义伟大的事业，因为减少或减轻开颅对侧肢体的“医源性”永久性残疾，对社会和家庭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价值。此时我感觉到了我应该再返回北京工作了，因为我认为如果要大力开展脑积水分流并发症和脑积液经手术刀口漏这类疾病的全国性事业，显然不适合在天津了，另外我已经意识到了我的职业性事业的人脉，还是在北京！
2006年，我被当时刚改制为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担任首任院长左焕琮教授，调到了他的手下。左焕琮院长，曾是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的创始人，是王忠诚教授的紧密追随者，他十分看中了我是王忠诚教授弟子和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以及美国的神经外科教育和培训的优质背景。我在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工作时，还经常接收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原同事介绍来的脑积水分流感染并发症患者，实际为我脑脊液疾病研究项目提供了很多的“研究资料”，左焕琮院长对我的正在萌生期的脑脊液科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我在这段脑脊液科事业将要萌生的阶段中，遇到了第一次也是第一种意外的“阴沟翻船”：一位湖北某地女60多岁患者，因为车祸颅脑创伤在当地医院在进行了去骨瓣开颅术后，头部刀口两个月内经久不愈。我因于2005年在天津市天和医院工作时曾治愈过一例这样病例，因此患者被“慕名”转送给了我。可是我在进行了脑室引流后在对经久不愈的刀口进行缝合时，发生了很常见的经头皮缝合针孔渗出小动脉性血液的现象，我按着一般手术技术常规将缝合线加压打结并见表面不再出血后结束了手术。但是这个小出血，在术后可能在头皮下面针孔流动了脑内并形成了很大的脑内血肿，最后引起的致命性脑疝。此患者的儿子，是国家某一领导人的一位重要秘书，我原本想借此患者的救治成功而让他为我脑脊液科的发展做些帮助的想法，却变成了“鸡飞蛋打”。这个事件，得到了左焕琮院长对我的大力保护，借此让我获得了脑脊液科“总论”下很多“各论”性细节之第一个“雕虫小技”性经验和教训。
在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时，我还经历了一个事关脑脊液科未来发展方向的事实：见到使用软性脑室镜治疗脑积水，并没有出现脑积水积水像分流术那样高的成功标准的高成功率，反而对婴儿脑积水脑室镜治疗因为脉络丛烧灼引起了很多残疾或间脑性顽固癫痫并发症的病例，还常常出现术后一两周病情好转的假象后又出现的脑积水更加严重的症状。其中一例成年患者，在脑室镜术后好转两周内，她妻子还故意当面挑起我和脑室镜术者有不同意见的纠纷，表达了她丈夫被脑室镜手术治愈的结果好于我在“好大夫在线”网站上回答她脑室镜应该无效的判断。可是两周后的一天，这个患者的妻子突然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李主任，我特别特别对不起您！我丈夫前天突然死亡了，你说脑室镜手术无效是正确的！那天我还当着科里很多医生的面污蔑你，现在想起来真后悔，真不应该！如果当时听你的，不做软性脑室镜手术，肯定不会要命的呀！”。这更坚定了我不能中断脑积水和脑积水手术并发症纠治项目的研究信心。
在2008年5月16日之前，我在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还主要热衷于从事脑瘤和颅底肿瘤手术的工作，因为手术难度大和时间长，所以处于身体十分疲劳和心里也十分紧张的状态。在2008年5月16日，在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后的第四天的晚上约10点的时候，我正在为一部专著撰写脑室系统手术解剖学内容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十分剧烈难忍而持续加重的胸部和右上肢憋痛的症状。我马上意识到了我的急性心梗性心脏病发生了。几分钟内，我便想到了即使我不死也别造成永久心性功能不全或阿斯综合征性痴呆的后果，于是我马上自己呼叫了“120”；“120”工作人员业务很熟练，让我把家里门打开，以便让他们能顺利进到我家里对我进行急救或转运。我急着给两个安贞医院心脏病专家同学打电话，但都不接电话，我推测他们都应该周末“外出走穴”了。一会正在值夜班的我爱人，也被我让带着急救心脏病的硝酸甘油从北京市口腔医院值班岗位上回到了家里。我按着平时学到的书本知识性“指南”，进行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但因为嘴里一点口水都不产生了，根本执行不了舌下含服硝酸甘油的行为，所以便一口吞到了胃里。一会120急救人员也赶到了，给我做了心电图，确认我确实发生了急性心梗了。我爱人叫了楼下几个博士研究生帮忙，把我送到了120车上。120工作人员问我到哪家医院？我想北京协和医院没有熟人，因此可能到那里也就晚了，所以我告诉120救护人员直接到北京天坛医院，因为北京天坛医院就是我的家。不到一刻钟，我被送到了北京天坛医院的急诊科，我让我爱人赶紧把急诊神经外科医生叫来，我看正是王德江医生，便说：我得心脏病，赶紧帮我叫一下心脏科医生吧。一会心脏科医生来到我面前，我们互相也都认识，我马上对他说：你们急诊溶栓吗？心脏病医生对我说：“李主任别急，我们溶栓，我们马上采取措施！”，顺便给了一把药，应该是阿斯匹论和波立维，我还是因为口里没有任何口水，所以还是又生吞进胃里了，但马上我就把药都呕吐了出来！好像一会我就失去了意识。不知什么时候我恢复了意识，耳边听到：“室颤了，室颤了！”。其实这时我是被电击打醒过来的。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我马上意识到：室颤了，就是该死了！认命吧！接着我就又不省人事了。不知道又过了多久，我在被送回病房路上的车上苏醒了过来，耳边又听到不知是医生还是护士的讲话：“心梗不到四个小时，应问题不大！”，此时我心里说：老天呀，您没有要我的命呀！后来得知，我曾被电击了六七次才被救了过来，半年后我的胸部皮肤还都留有着大片电击引起发黑的痕迹。
我在被救活了第二、三天之后，很多北京市研究所和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原同事陆续前来看我；当时的张亚卓副所长代表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送给了我一份慰问金；德高望重的罗世祺教授带着两位神外一即小儿神经外科组长马震宇教授和已故了的甲戈教授也来亲自看我，都让我心存感激。我记得罗世祺教授和马震宇主任，在我从美国回来时，当着我对我讲了一句评价的话：你对神外一是有贡献的，这几年神外一用你的技术治愈了脑积水分流感染的儿童应不少于500例。来看我的这么多人，还都把我当成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员，心里十分幸福温暖。我住院的第四天，感觉心里不好意思，实在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像是一个事业的失败者，因此我要求提前回家修养了。我这一次生命在北京天坛医院得到了的重生，归根结底还是源于王忠诚教授的，如果我不是他的博士研究生，如果他没有把我留在北京天坛医院工作，我恐怕就此归西了，也就更谈不上之后开创脑脊液科事业了！现在看来，我在北京天坛医院获得了重生并能健康的继续工作，在我个人之后开发出来的脑脊液事业的价值中，具有着任何数目的“0”之前的那个“1”，没有能健康继续工作的这个“1”，后面再多的“0”，都是没有意义的价值！
一个多月后，我正常上班了，但是我知道这次得了心脏病之后，不能再开展脑瘤和颅底肿瘤这类大手术了。此时我在心里想：既然现在没有死，那就还需要开展能维持生计的一些项目性工作！因为任何医院也不会容许不做贡献而安然获取利益的，世界上是没有免费午餐的！我还在心里想：如果我以后什么都不再干了，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一直虽刻苦努力但仍还没获得实质成就性回报的个人理想，也对不起我是国家付出大量教育经费而培养起来一位博士级别的学者，更对不起我是王忠诚教授弟子和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一员的称号！尽管我离开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集体，但我一直还把自己当成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员，要努力实现在神经外科某一方面争做冠军的梦想！我始终记得，在我不断努力下以王忠诚教授学生的身份成为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一员的时候，听到过当时是戴建平院长的一次报告。戴建平院长，在作报告时将王忠诚教授带领的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团队的精神，总结为“只作冠军，不作亚军”的“天坛精神”。我一直记得他对为什么要树立“天坛精神”的原因解释：大家都应知道各项运动冠军的姓名吧？！所有的冠军获得者在获得冠军后都能过上了美好生活，但是你们谁知道哪个项目亚军的姓名？很多亚军连工作都没有，甚至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我想，我既然不能再做大手术了，那么以后做些什么神经外科项目才能有望成为中国甚至是世界的冠军呢？我是王忠诚教授送我到美国经过世界级显微神经外科手术解剖培训过三年的弟子，应该是以争夺世界冠军作为自己余生所要追求的目标！
至此我又思考起来：我应该选择什么神经外科项目才有望获得冠军呢？我反复思考之后，最后决定还是在脑积水分流术后并发症及其相关领域寻找新的出路，因为要研究出一个或一套创新性理论和技术，必须要以能获得患者这种“研究材料”为科研的首要前提；如果获得不了作为“研究材料”的患者，自己已有了的再好想法和技术都会被废用掉了的。想到此，我顿时醒悟了：我尽管不舍得自己花费了很大精力才在北京天坛医院和美国学习到了的世界级神经外科手术技术、临床经验和手术解剖的理论知识，但早就应该放弃脑瘤和动脉瘤这个赛道了！现在我身体既然已经出现了问题，失去了用体力为首要的竞争优势，就更理应“知难而退”或忍痛割爱地舍去以前雄心所在之大目标了！事实上，我在离开了北京天坛医院3年的时间内，已经充分体验出来我因为去掉了北京天坛医院的牌子或光环，寻求自己作脑瘤手术的患者越来越少了！并且还体会到，原来我在北京天坛医院作手术，患者出现一些并发症家属几乎都完全可以接受，但我在离开北京天坛医院作同样的手术，即使术后出现一些很轻的并发症，也常常会听到患者家属对我表示的不满或埋怨，甚至我还常常听到在北京天坛医院和我曾建立了关系的外院医生和患者家属对我作出了的“不友善”评价：“他因为技术不好，才被北京天坛医院挤出去了！”，“他技术如果很好，那天坛医院为什么会让他走呢？”，“他如果是个人才，那他为什么会在天坛医院待不住呢？”，等等。想到这里，我想到了应该以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和美国学到的知识和技术作为基础，在我离开北京天坛医院也没有受到影响甚至还能吸引更多患者的项目的作出突破性的成就！我应该开发的项目，那就应该是我已经有所名声的脑积水分流术后分流感染及其相关领域了！
那么，我将要开发的项目的名称是什么呢？我首先想起了“脑积水分流并发症学”，“难治性脑积水诊治学”，“难治性脑脊液感染治疗学”，但是我想：这些概括性术语，怎么才能用一个术语再概括之呢？我在对自己治疗过的各个脑积水分流并发症进行回忆性分析后，突然意识到引起脑积水的各种各样病种，几乎涉及到了已有的每个神经外科亚专业，也涉及到了一些非神经外科的学科，如因动脉瘤手术后性脑积水的治疗失败，对影响到了血管神经外科的水平；脑创伤开颅术后性脑积水的治疗失败，会影响到了创伤神经外科的水平；脑室系统肿瘤和其它肿瘤术后性脑积水的治疗失败，会影响到了肿瘤神经外科的水平；原发脑积水的手术失败，会影响到了小儿神经外科的水平；神经内科的脑膜炎性脑积水的治疗失败，会影响到了神经内科的水平；等等。
此时我想到，如果我将在上述神经外科亚学科内出现了的脑积水手术失败并发症患者都接管下来，也就是一个独立的新的神经外科专业，那就不缺患者了！我想目前已经有了很多的神经外科亚专业，如肿瘤神经外科，血管神经外科，脊髓神经外科，功能神经外科，等等，那么我应该为我脑内的这个新专业起个什么名称呢？反复思索了几天后，我突然想到“脑脊液疾病”这个新词，我所治疗过的“脑积水分流并发症”，“难治性脑积水”，“难治性脑脊液感染”等，都可以被“脑脊液疾病”所概括，都有脑脊液异常的这一个特点！哈哈！我兴奋极了！我将是专门从事于“脑脊液疾病”日常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个专职人员了！那么将专职从事于“脑脊液疾病”事业的一个神经外科分支，便可起名为“脑脊液疾病神经外科学”，或简称为“脑脊液神经外科学”呀！“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即想到了要开设一个“脑脊液神经外科学网站”的计划，并借此实质地开创并逐步开展期这个根据中国神经外科遇到的具体问题而产生于而不是跟随于世界潮流的中国神经外科界的一个西方医学科学的分支！我眼前突然一亮，我竟然会可能在中国创建起一个“脑脊液神经外科”的神经外科新分支！我立即采取措施，在2010年8月6日将我命名为《脑脊液神经外科学网站（www.csfneurosurg.com）》的网站开通了！这是一个值得庆贺和值得关注的日期，因为这个网站的出现，在此后至今2025年的15年时间内，为中国近上万名的脑脊液疾病患者，赢得了避免死亡和严重致残的救治机会！让过去应该是90%以上会出现致死或严重致残的脑脊液病患者的必然命运，逆转成了他们90%以上获得了生命得以挽救的结果，并还能让其中约50%的人获得了以往根本想象不到的竟还能获得生活自理的优质疗效！无数家庭，因我开创了这个“脑脊液科”而没有破裂。从那时起到现在的2025年，我体会出了什么才是“赢得了”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在与非脑脊液科的“一般神经外科”的挑战中，虽然我在此后经历了很多个人职业上的甚至是精神肉体上的生命危险，但是我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获得我是胜利者的评价！我的脑脊液科，虽至今还没有达到让一般神经外科界认可的程度，但是在看到了每年有数百例脑脊液疾病危重或疑难患者，在危机关头转到我手下后，经过我和我团队的努力，最终还获得了理想的优质救治效果，我心里满足了，因为我就已经是胜利者了！因此，我在2024年将《脑脊液神经外科学网站（www.csfneurosurg.com）》网站开通日期的8月6日，确定为“国际脑脊液疾病日”！在2025年的至今，脑脊液科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神经外科影响，无疑未来一定会不仅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还一定会有无限发展的前景，因为随着非脑脊液科的“一般神经外科”各方面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一定会产生更多更复杂的属于脑脊液科的并发症！
作为王忠诚教授的博士研究毕业生，因为经历了从大学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医学科学的教育培训而具有了科学严谨性的基本素质，自然要对即将要开创的脑脊液科这个术语和内涵进行“查新”性核实和评价的工作。经在互联网上的“查新”，发现了国际上已经具有了“CSF disorders”和“CSF center”这两个术语，再深入检索又发现这两个术语，和我创造的“脑脊液疾病”和“脑脊液科”根本不是相同的概念，因为国外已有的“CSF disorders”，所涵盖的神经外科病种远远少于我的“脑脊液疾病”概念下包含的病种数量；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已经具有了的一个脑脊液中心（CSF center），其实是由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影像学科，等学科职业医生定期临时集中起来的一个“会诊中心”，这和我思想中都是由脑脊液神经外科全职医生组成的“脑脊液中心”并不是一回事。我因此得出一个结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脑脊液中心（CSF center），将一定会落后于我将要开发的脑脊液神经外科专业了：因为脑脊液科专职医生，不需要非脑脊液科的其它神经外科亚专业，也不需要神经内科，神经影像学科等学科职业医生的会诊，甚至相反，他们应将会寻求脑脊液科专职医生的会诊！在2025年的现在，我终于认识到了我开创出来的“脑脊液科”的“科”的英文形式应该是表达一个行政组织机构的“department”，而不是“center”，因此脑脊液科应该是“CSF department”或“the department of CSF neurosurgery”；脑脊液疾病，应该是CSF diseases，而不是CSF disorders。
《脑脊液神经外科学网站（www.csfneurosurg.com）》的开通，立即产生了作用。一个16岁女患者的舅舅，根据网站信息找到了还在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的我咨询。此患者2年前因脑积水进行了脑室腹腔分流术，但是一年后出现了逐渐加重的四肢僵硬不能说话和吃饭的症状，家里十分着急，立即先到杭州和上海多家神经外科著名大医院救治，还曾在杭州电视台播出“不是请求资助，而是请求有人能提供救治这种怪病的医院或专家的信息”。在杭州和上海专家都认为脑积水分流术没有问题而诊断为不明原因的也就不知道如何治疗的“运动缄默症”的情况下，患者的舅舅通过曾是舅舅战友而当时已是某卫生部高级领导的一位秘书，先后请求多家著名神经外科医院的著名专家诊治，但也都认为没有脑积水的问题。最后患者被某专家安排在北京某脑科医院准备结扎分流管让脑室扩大后进行脑室镜探查术的时候，患者舅舅发现了《脑脊液神经外科学网站（www.csfneurosurg.com）》及其之内的信息。随后患者被舅舅带来找我救治，被我收住了院，但我之前也没有见过、更没有治过这样病人！我认为，这个患者毕竟有过脑积水分流术的病史，但当时的脑CT片子也确实没有问题，所以打算让她出院再观察看看是否之后会出现脑室扩大的现象。
我按着自己多年养成的习惯，在让这个患者出院之前，我将家属带来的2年内20几次的脑CT或脑核磁片子都从头到尾地看一遍并拍照记录下来，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具有三次在出现了症状加重的时候检查的脑核磁片子都显示出了脑室扩大的现象，但是随后患者的症状立即就变轻了，且在复查脑核磁又见到脑室变小了的现象。我在发现这个规律性出现的问题后，立即告诉家属不要出院了，我按着脑积水分流感染并发症治疗试试。家属十分配合地同意了我的治疗方案，但这个患者的治疗十分困难，因为她接受了三、四次手术；在治疗了8个月的时候，患者的病情突然出现了意外的转机：可以按指令慢速地睁眼、抬腿和伸手了，在此后的一个月内患者逐渐好转，先开始推车然后垫着“芭蕾舞演员脚尖”地行走！出院后三个月回来，患者完全变成了正常而漂亮的大姑娘，可以和青年人一样轻盈地奔跑着上下楼梯！我很清楚地记得，患者提出要看她当时不省人事的样子，我给她从电脑上调出了她当时四肢伸直没有任何表情的病态视频时，她回头抱住了她的父亲说：“爸爸，您辛苦了！”。当时我看着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我也控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这是我为我治好了的所有患者的第一次好像也是唯一一次地情不自禁的流泪！这个患者，让我又发现了一种可以治愈的脑脊液疾病！这个病例，后来在2011年11月4日，还在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套《社会与法》中《道德与观察》栏目中以《爱与死神的较量》标题得到了播出。
之后不久，当时是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院长的左焕琮教授带我到天津某著名医院去会诊一个类似的病例。左焕琮教授告诉我，这次会诊是受到了北京清华大学一位十分著名的教授委托的。这个病例，是一位26岁女性患者，曾于9岁时因有松果体微小肿瘤性脑积水而进行了脑室腹腔分流术。她在半年前，因为剖宫产生孩子一个月后出现了分流感染性腹膜炎，转入某天津著名医院神经外科治疗后，逐渐出现了神志不清，四肢发直并不断震颤的症状。会诊后，左焕琮院长便对我说：这个病人太严重了，还是让再观察看看吧，其实我看得出来，左焕琮院长是怕这个病人会死在我手里。我却对左焕琮院长说：这个病人确实很严重，但是再观察也治不好，可能还会没命了！左焕琮院长看我如此胸有成竹，便让患者转来让我接管治疗了。这个病人，我在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治疗了二个月后，在病情明显好转了的情况下出院了。过了两个月我去天津开会，患者家属邀请我到他们家里看看病人，我竟然看到这个病人已然恢复到完全正常人一样了，走路、看孩子都没有了任何问题。随后很快，她就返回原来岗位正常上班了。她是天津比较出名的一位国际导游，完全胜任了她很是奔忙的工作，至今2025年仍完全正常。
航空总医院，是我调出北京天坛医院而工作的第三站。由于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没有容纳我开创脑脊液科事业的空间，因此我于2011年6月调到了航空总医院，因为当时院长高国兰同意我在航空总医院筹建中国甚至世界第一家脑脊液神经外科病房。此时有同事问我：你从著名的北京清华大学所属医院调出，去一个并不出名的企业医院，你不觉得是在冒险吗？我回答说：我已经53岁了，离退休没有多长时间了，我现在已积累了足够能开创出脑脊液科事业的实力了，如果再犹豫，恐怕我一生将不会再有干出任何一番事业的机会了！我过去从神经外科最出名的北京天坛医院调出来都不后悔，现在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怎么会让我后悔呢？！我在调到航空总医院之前，我对航空总医院当时的高国兰院长说：我是王忠诚教授的学生，也曾是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资深的医生，我来到航空总医院要从0起步，要从头建立起一个独立的脑脊液科，不接管并不影响航空总医院原有神经外科医生的组织和发展；如果我在两年没有把脑脊液科搞起来，我是会自动离开航空总医院的，我绝不会赖在航空总医院不走而混饭吃的，因为我丢不起我是王忠诚教授学生并曾是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资深医生的人！
在航空总医院院长的支持下，于2011年5月，我终于实现了在航空总医院创建起了“脑脊液科病房”的目标。“脑脊液科病房”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来了强大生命力和优胜劣汰的势头。最初建起了的脑脊液科，和航空总医院原神经外科班底混合在一起接受患者，共用一个护理单元。但是我仅带领医院分配给我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和我从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带来的潘栋超医生。脑脊液科的首批病人，是我从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带来的约5个病人。两个月后，我的脑脊液科便接收了约20个住院病人，当时原来神经外科有27个病人；此时跟随我的那个年轻医生告诉我说，航空总医院原神经外科主任在我不在的早晨交班时对所有医生和护士说；李小勇采用的治疗方法，都是我在天坛医院读硕士时从没见过也没有听到过的方法，他简直是胡来！他的脑脊液科肯定是做不起来也做不下去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有数，便对此医生耐心地说：你不用担心，正因为我们采用了不同于一般的好方法，病人才能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我在临床上已经多次验证过了的；脑脊液科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做起来的！这句话真灵验，第二周，脑脊液科住院患者就达到了29个，超过了原有神经外科收住27个患者的数量。航空总医院领导，因为看到了脑脊液科这样良好的发展势头，尤其看到了脑脊液科病人确实在脑脊液科新技术的治疗下获得了优质的疗效，所以为脑脊液科调整了一个独立的病房。医院也将在外院接受“规培”的陈红伟医生抽调回来，成为了我脑脊液科的一位成员，接着我从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调来了刘东生医生，并从院外招收了解东成医生，凑齐了我脑脊液科单独值班的团队成员；他们成为了我培养出来的中国脑脊液科第一批的脑脊液科职业性医生。在脑脊液科开科近半年之时，即在2011年7月的时候，因为我已收治了很多的脑脊液科患者，迫切需要将每一个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的神经影像等资料收集起来以待之后进行必要的系统性分析和总结，所以我特别邀请刚从北京天坛医院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和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赵雅度教授的秘书岗位上退休下来的张丽丽加入了我的团队，为我开始建立了一个脑脊液科资料的数据库。
王忠诚教授，对我的脑脊液科给予了具体的支持，他介绍了一位64岁的女性患者在2011年8月1日从天津转来治疗。这一位患者在当地著名医院进行了出血性动脉瘤开颅夹闭术后，又在进行了腰大池引流近两个月后，再进行了脑积水的脑室腹腔分流术。但是在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出院第二天，就因发热又返回了为她手术的医院。家属因为被医院告知出现了难治的分流性感染并发症之后，特意托人前来北京慕名看了王忠诚教授的专家门诊。王忠诚教授对家属说：“我的一个学生叫李小勇，他专门治疗脑积水分流术后感染并发症，恐怕中国就他一个人在研究这方面难题了”。可是家属认为患者已住在的天津某医院也是中国著名神经外科的医院，因此没有听从王忠诚教授的建议，接着让此患者在天津接受的拔除原分流管后继续抗感染治疗了一个月之后，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脑积水脑室腹腔分流术。可是在第二次的脑室腹腔分流术之后的第四天，患者又出现了高热不退的表现，而且出现了病情日渐恶化的现象。至此，家属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再次托人请求王忠诚教授，让我为病情已十分严重并昏迷不醒的此患者，进行最后一次尝试性的治疗。王忠诚教授，是中国神经外科的缔造者之一，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主导着中国神经外科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因此他对我看似简单的评价，应该是完全有理由的，也是对我的一种巨大的精神鞭策。这位老年女患者，最后得到了我的根治性治疗，神智完全恢复并令家属十分满意地出院了。
原航空总医院领导，因也看到了脑脊液科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优异成就，所以帮我积极联系了中央电视台，将一些脑脊液科已经治疗的优质病例和正在住院接受治疗的几个病例作为素材制成了节目，在2011年11月4日，由中央电视台《道德与观察栏目》上以《爱与死神的较量》为标题播放了出来，产生了很好的反应，很快让我脑脊液科的住院人数又增加到了50多张。其中被此报道的当时还正在接受治疗并处于偏瘫性残疾的那个男青年患者，之后也得到了十分满意的“神奇性”疗效：一年后再次前来进行了颅骨修补术后，偏瘫的肢体在1年内逐渐获得了完全性恢复，最后还结婚生了孩子！
2012年3月30日，是我第一次成功采用了我发明了的第四脑室至胸腔分流术的里程碑意义的纪念日。因此而获救的患者，是一位5岁的河南女童。这个女孩，在2岁时即在2009年1月，用一手拿着一根破雨伞的伞骨钢丝另一手掌着把的方式，在骑着小自行车时摔倒了。不幸的是，孩子在摔倒时将手持的伞骨钢丝从鼻孔刺入了自己的颅内，接着引起了一系列的并发症：颅内感染、侧脑室性脑积水和孤立第四脑室。为此，患儿在当地省级著名医院的2年余治疗中，曾经过数次的侧脑室和第四脑室分流术，均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这个孩子，被当地著名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介绍前来找我治疗。此时，我已经有了第四脑室肿瘤术后进行成功的第四脑室腹腔分流术的一次成功经验，所以就接收了这个孩子。在我对此孩子治疗了的近6个月的时间内，曾先出现了第一次为此孩子进行第四脑室至腹腔分流术的失败，所以最后我无奈地采用了第四脑室至胸腔的分流术，但是还是失败了：术后孩子出现了昏迷不醒的结果！我在病房见到孩子昏迷不醒的状态，最后突然急中生智，立即采用了超低压的分流管调整术，竟真是神助我的成功了！这次第四脑室至胸腔分流术的成功，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它改变甚至颠覆了胸腔内强力负压对脑脊液吸收影响的经典理论，今天我认为也改变了腹腔内压力对脑脊液吸收影响的经典理论。
我因感觉已经获得了很多的脑脊液科新成就，于2012年4月，我便向王忠诚教授进行汇报说：脑脊液科，真的是一个新的神经外科分支性专业，可以为发展中的神经外科做出很多方面的补台性工作，从而可以救得很多人的生命！王忠诚教授当时听完我汇报之后，非常认真地对我讲：“你回去好好准备一下，然后给我讲讲，但别讲得太复杂了，要讲得简单一些，否则我听不懂，我争取给你安排一次学术讲座”。可是老天不作美，我的恩师王忠诚教授在我这最后见到他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住院了，此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了他老人家！2012年9月30日，我买好了飞往美国的机票正准备去北京机场的时候，在新闻联播中突然听到了王忠诚教授去世了的消息！我立即起身赶到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看到很多人都已开始忙着为王忠诚教授布置灵堂了，我便跟张亚卓解释了我马上要到美国的无奈后，张亚卓副所长让我在还没有完全设好的灵堂前，先于所有人地向我的恩师王忠诚教授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以表示我作为一名王忠诚教授的弟子对他老人家表示的无限深情的感激和怀念。此时我意识到了从此以后，我已经失去了王忠诚老师对我脑脊液科发展的护佑了！王忠诚教授的去世，无疑是我脑脊液科发展的巨大损失！但我心里下定了一个决心：我一定会更加努力，让脑脊液神经外科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用我获得的更多更好的实际成就，最后向我的恩师王忠诚教授的英灵进行“汇报!”。
在王忠诚教授逝世后，我的脑脊液科却经历了一次差一点就被航空总医院中层临床科室领导集体“枪毙”而灭亡了的危险。今天看来，脑脊液科就像一座金矿，我便是第一个发现并开采这座金矿的领头人，在没有一点经验也没有的前提下，在开采这座金矿的初期中，也同样会发生类似于塌方、透水和瓦斯爆炸样的不可预测性事故，面临着致命的巨大风险。我遇到的第一次“事故”，竟是让我“阴沟里翻船”的两例合并脑积水的颅骨缺损患者，我在他们的颅骨修补术出现了意外的失败并发症。第一个病例，是25岁左右的男性，因交通事故性颅脑创伤在大骨瓣减压术数月后发生了脑积水和脑膨出。我为其进行了脑脊液减压一个月之后，患者从昏迷中转清，可以按指令伸出相应数字的手指。家属和我均十分高兴。但是我在给已有了严重脑塌陷的他进行颅骨修补术中，却遇到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在骨窗边缘和硬脑膜创面上，出现了广泛严重渗血的意外情况，用双极和单极电凝怎么也都达不到术中满意止血的效果。但患者术后回病房不足一个小时，便出现了脑疝表现，我虽立即再打开刀口清除了钛网内外的大块性血肿，抢救回来了患者的生命，但造成了患者更严重的永久昏迷性后果。事后家属十分不满，不免产生了但还是比较缓和的医疗纠纷。我之后分析认为，这次颅骨修补术，在将脑脊液引出而造成在颅骨缺损区的脑凹陷，让压迫止血的方法失去了效能，因此在我采用了在固定好的钛网之外放置两根粗大引流管后，也未能实现压迫止血的目的，之后我根据这
